欧阳修与商丘的情缘

马学庆 商丘网—商丘日报 2017-12-29 10:53

欧阳修任职商丘期间,与“睢阳五老”颇有交集,为“睢阳五老图”奉和题跋。此间,他以知己、同道、门生、故吏、知府、诗友的多重身份,与五老之一的杜衍往复唱和并结集。欧、杜南都唱和以及欧阳修对“五老会”的支持与宣传,都成为宋代南都文学崛起的标志性事件。

中学教材里的《卖油翁》《醉翁亭记》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文章,作者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宋代欧阳修。与欧阳修有关的还有其母亲为“中国四大贤母”之一,有“画荻教子”的故事,从而使欧阳修成为一代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的一生与商丘情缘颇深,教其走向成功人生的老母亲就是欧阳修在商丘任职时在古城去世的,并且他与商丘诸多名儒仕宦交情颇深。让我们穿越历史的时空隧道,去探寻欧阳修与商丘那些鲜为人知的事迹。

任应天知府被誉“照天蜡烛”

尽孝心接贤母居睢阳古城

庆历三年(1043年),北宋朝廷开始一场改革,史称“庆历新政”,范仲淹、富弼、韩琦同时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官。以范仲淹为主的改革派提出十项新政改革主张,欧阳修是坚定的支持者。宋仁宗采纳了大部分意见。由于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阻挠。庆历五年(1045年)初,欧阳修与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各项改革也被废止,新政彻底失败。欧阳修被贬后先后任职滁州、扬州、颍州、应天府。

皇祐二年(1050年)七月丙戌,时年44岁的欧阳修从颍州改知应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己酉,至府。十月己未,明堂覃恩,转吏部侍郎加轻车都尉。”(《庐陵欧阳文忠公年谱》)即是朝廷是年7月7日下文,欧阳修7月24日到任应天府知府,10月任上又受到朝廷加封。宋代留守分为两种类型,即京城和行宫留守,设置于东京、西京、南京、北京、建康府和临安府,具有完整的组织机构,包括官署、分司机构以及僚佐系统。商丘当时称南京,“南京留守司的分司机构为南京留守司御史台;南京留守的僚佐包括南京留守推官、南京留守判官。”“南京留守和北京留守具有参与官员的选任和管理、迎送官员、管理军事事务、水利事务等职能。”(孙婧婍《宋代留守制度研究》)刘攽有《送欧阳永叔留守南都》诗,以渊博的学识与古雅的语汇描述了欧阳修赴南都时的排场以及南都的政治文化历史状况:“白水帝旧里,大火天明堂。王都异丰镐,原庙崇高光。毕命继三后,商邑正四方。保厘自古贵,佥曰朝论昌。前旌鸟隼斿,左佩麒麟章。阨途乱铙吹,先路交壶浆。风物盛山东,令人忆游梁。缅然严邹徒,赋笔尝慨慷。废池扫清冷,旧苑开荒凉。终留相如坐,一伴凫雁翔。”

欧阳修任应天府知府兼职南京留守司事,任上如何做事及政绩如何,这可从其皇祐二年所奏《南京谢上表》窥见一斑:“伏蒙圣恩,就差臣知应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臣已于今月二十四日赴上讫者。守宫钥之谨严,敢忘夙夜?布政条之纤悉,上副忧勤。寄任非堪,兢营并集。……念报效之未申,敢不竭忠而尽瘁;因风波之可畏,则思远去以深藏。迨此六年,外更三守。学偷安而杜口,负素志以愧心。”更有其子欧阳发在《先公事迹》中对父亲履政商丘的记载:“南京素号要会,宾客往来无虚日,一失迎候,则议论锋起。先公在南京,虽贵臣权要,过者待之如一。由是造为语言,达于朝廷。时陈丞相升之安抚京东,因令审察是非,陈公阴访民间,得俚语谓公为‘照天蜡烛’。还而奏之。”可见,欧阳修在南京任上政务、俗务、人事十分繁忙。“照天蜡烛”是宋代民间对严明廉政的官吏的美称。当时商丘的老百姓赞誉欧阳修为“照天蜡烛”,足见欧阳修在此任职夙夜在公、忧勤为民、竭忠尽瘁,施政是卓有成效的,赢得了民心和口碑。

司南京留守结交“睢阳五老”

识杜衍抒诗情与南都唱和

欧阳修任职商丘期间,与“睢阳五老”颇有交集,为“睢阳五老图”奉和题跋。此间,他以知己、同道、门生、故吏、知府、诗友的多重身份,与五老之一的杜衍往复唱和并结集。欧杜南都唱和以及欧阳修对“五老会”的支持与宣传,都成为宋代南都文学崛起的标志性事件。

宋真宗时,因感念宋州为太祖龙潜之地,升宋州为应天府,升南京,作为宋朝陪都。王仲旉《南都赋》铺叙了南都在宋初创建的原因与过程:“夫大宋之开基也,肇自商丘,大启土宇。创洪图而遗亿代,一帝统而超邃古。”当时,朝中重臣杜衍、王涣、毕世长、冯平、朱贯,辞官后寓居南京睢阳古城(今商丘市睢阳区)颐养天年,经常晏集赋诗,时称“睢阳五老会”。在五老会中,杜衍虽然年纪最小,却因在庆历中曾居相位而被视为五老会的中心人物。

欧阳修对“睢阳五老”尊崇有加,对“五老会”的文学活动给予大力支持。皇祐二年(1050年)七月,他到南都任职不久,就为五老举办“庆老公宴”。时为南京留守推官的苏颂记载:“某顷为南都从事,值故相杜公与王宾客焕、毕大卿世长、朱兵部贯、冯郎中平同时退居府中,作‘五老会’。一日大尹庐陵欧阳公作庆老公宴,而王、毕二公以病不赴,中座亦只四人,某时与诸僚同与席末。”(吕祖谦《宋文鉴》卷十)欧阳修借阅了五老会唱和诗并写《借观五老诗次韵为谢》:“脱遗轩冕就安闲,笑傲丘园纵倒冠。白发忧民虽种种,丹心许国尚桓桓。冥鸿得路髙难慕,松老无风韵自寒。闻说优游多倡和,新篇何惜尽传看。”由此可知欧阳修是五老会唱和诗的最早阅读者和宣传者,五老会活动及唱和诗因为有了他的支持、追和与盛赞而流播四方。

在应天府不到两年时间,欧阳修常常拜谒杜衍,并与杜衍屡有诗歌唱和。杜衍去世后,欧阳修编辑二人“南都时唱和诗为一卷”以示纪念。欧、杜南都唱和诗一卷的具体情况如何,已经不得而知。目前可见的是《居士集》卷十二《纪德陈情上致政太傅杜相公二首》下注:“一云《与丞相太傅杜公唱和一十二首》,自此而下。”欧阳修少年时期,杜衍就已经是他的榜样了。庆历八年(1048年)二月欧阳修到扬州任上,写信给杜衍、韩琦,决心效法他们,做一个勤政爱民的知州,《与杜正献公》其一写得尤其情真意切:“某时尚未登公之门,然始闻公之盛德矣,因窃叹慕不已。”杜衍曾多次向欧阳修索读聚星堂诗,并对其咏雪“白战体”给予很高评价:“祁公耆德硕望,欧公为文章宗师,祁公礼所宜厚,然前辈此风,类多有之。所可叹息者,后来无继耳。”杜衍的诗歌应该是对欧阳修“禁体物语”创作的最早评价(吕肖奂《欧阳修与杜衍的南都唱和析论》)。欧阳修对杜衍如此高度的评价十分感激乃至惶恐,因为在此之前这位年长欧阳修三十岁的师长与上司,重视的是欧阳修的政事吏治才能,而很少关注欧阳修的诗歌创作。欧阳修南都唱和十二首诗中,《太傅杜相公索聚星堂诗谨成》《和太傅杜相公宠示之作》两首可能就是酬答此二诗的。在欧阳修的谦卑中,是对知音杜衍的无比崇敬。长辈的赏识与晚辈的谦逊是欧、杜南都唱和互动的基础。

在南都睢阳城,欧阳修对杜衍这位长辈、导师、诗友兼知己等身份特殊的“治下之民”,不仅“岁时率僚属候问起居”(《跋杜祁公书》),而且举办“庆老公宴”以示尊崇。欧阳修拜谒杜衍时,常常会在仪仗簇拥下浩浩荡荡光临杜府,这种炫耀式的排场是为了显示对杜衍的尊敬,也是为了以门生的成就加强导师的荣光,所谓“里门每入从千骑,宾主俱荣道路光”。欧阳修有着普通官僚对荣宠的世俗看法,譬如杜衍退居南都期间,仁宗祀明堂,多次诏请他入京陪祭,欧阳修认为这是莫大的荣誉,但杜衍却因疾病而辞行,欧阳修诗云:“驿骑频来急诏随,都人相与窃嗟咨。自非峻节终无改,安得清衷久益思。前席盖将求谠议,在庭非为乏陪祠。尊贤优老朝家美,他日安车召未迟。”他在《太子太师致仕杜祁公墓志铭》的序与铭中也提到此事:“天子祀明堂,遣使者召公陪祠,将有所问,以疾不至,而岁时存问,劳赐不绝。……奕奕明堂,万邦从祀。岂无臣工,为予执法。何以召之,惟公旧德。公不能来,予其往锡。”这是他“千骑拥高牙”拜谒杜衍的心理依据。杜衍作为欧阳修的“治下之民”,曾作“喜雨”诗(今不存)盛赞欧阳修的为政有方,欧阳修《依韵和杜相公喜雨之什》云:“岁时丰俭若循环,天幸非由拙政然。一雨虽知为美泽,三登犹未补凶年”,且自注:“京东累岁不熟”,表现出一个知府谦逊且忧民的情怀。

和虞城王氏共编《崇文总目》

会老堂会赵公谈莫逆之交

在清光绪二十一年《虞城县志·艺文志》中,载有欧阳修的一篇志铭《尚书户部侍郎参知政事赠仆射文安王公墓志铭》和两首诗歌《会老堂会赵公》《叔平少师去后会老堂独坐偶成》,分别是写给虞城人王尧臣和赵概的,记载了他和商丘的另一份情缘。

欧阳修曾与王尧臣共同编修《崇文总目》。王尧臣(1003-1058年),字伯庸。应天府虞城(今商丘市虞城县)人。北宋大臣、文学家、书法家。天圣五年(1027年),王尧臣状元及第。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参知政事。王尧臣精于目录学,景祐六年(1034年),他和王洙、欧阳修应诏编纂《崇文总目》。他们是怎样进入《崇文总目》的编纂班子的呢?据宋代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十一引宋·罗畸《蓬山志》说:“景佑初元,诏群儒即书府尽启先帝所藏,校正条目,翰林学士王尧臣、史馆检讨王诛、馆阁校勘欧阳修等,咸被其选”。由此可见,他们两人是三馆官员中应选参加《崇文总目》的编纂的。自此,在一起共事修目,结下了深情厚谊。书成共六十六卷,该目按四部分类,收书30669卷。在王尧臣去世后,欧阳修为他撰写了墓志铭,赞曰:“公为人纯质,虽贵显不忘俭约。与其弟纯臣相友爱,世称孝悌者言王氏。遇人一以诚意,无所矫饰,善知人,多所称,荐士为时名臣者甚众。”

欧阳修与赵概可谓是“不打不相识”。 赵概,字叔平,官拜观文殿学士,赠太子太师,谥康靖。欧阳修曾与赵概同在馆阁任职,而且一起修起居注。赵概性情敦厚持重,沉默寡言,欧阳修很看不起他。等到欧阳修任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令)之职后,以赵概没有文采为理由,把其贬官为天章阁待制。赵概清静淡泊,并没有把这当回事儿。后来欧阳修的外甥女与人淫乱,忌恨欧阳修的人借题发挥,以此事来诬蔑欧阳修。皇上非常震怒,没有人敢为欧阳修说话。这时,只有赵概为欧阳修上书,说:“欧阳修因文才出众才成为皇上的近臣,皇上不能随便听信谗言,轻易诬蔑他。我与欧阳修来往很少,他对我也不太好,但我关心的是朝廷的大体啊!”有人问赵概说:“你不是与欧阳修之间有怨恨吗?”赵概说:“以私废公,我不能做这种事。”赵概上书为欧阳修说话,皇上很不高兴,欧阳修仍旧被贬官滁州。赵概后来执掌苏州,后辞官守丧,守丧期满后,被授职翰林学士,他再次上书,要求先为欧阳修恢复官职。虽然赵概的请求没有被朝廷采纳,但当时的人们都非常赞赏赵概宽厚大度、以公为重、不计私怨的品行。欧阳修也知道了赵概原来是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对其非常佩服,两人从此成为莫逆之交。

北宋熙宁四年(1072年),欧阳修以太子少师、观文殿学士致仕,退居颍州,寓西湖六一堂。翌年四月,前副相赵概以八十高龄自南京(今商丘市)来访欧阳修。赵概在朝中和欧阳修约定,告老还乡后互访,这次来访是践约之行。欧阳修就将六一堂西侧的会客室加以整修,作为接待赵概的场所。时任颍州知州吕公著也前来看望。欧、赵、吕三人会于此堂,饮酒,赋诗,吕公著有感于二老相会为此堂题匾额日:“会老堂”。欧阳修即席赋诗《会老堂会赵公》:“古来交道愧难终,此会今时岂易逢。出处三秋俱白首,凋零万木见青松。公能不远来千里,我病犹堪釂一钟。已胜山阴空兴尽,且留归驾为从容。”又特作《会老堂致语》盛赞赵概的来访“遂令颍水之滨,复见德星之聚。里闾拭目,觉陋巷以生光;风义耸闻,为一时之盛事,敢陈口号,上赞清欢:‘欲知盛集继荀陈,请看当筵主与宾。金马玉堂三学士,清风明月两闲人。红芳已尽莺犹啭,青杏初尝酒正醇。美景难并良会少,乘欢举白莫辞频’。”赵概去后,欧阳修独坐会老堂,怅然若失,作《叔平少师去后会老堂独坐偶成》云:“积雨荒庭遍绿苔,西堂潇洒为谁开,爱酒少师花落去,弹琴道士月明来。鸡啼日午衡门静,鹤唳风清书梦回。野老但欣南亩伴,岂知名籍在蓬莱。”表达了对赵概的怀念深情。

携“红杏尚书”同纂《新唐书》

联方平荐“三苏”成千古佳话

欧阳修与商丘的宋祁还有一段趣话。北宋至和元年(1054年)八月,在京为官的欧阳修,又遭诬告被贬。命令刚下达,仁宗皇帝就懊悔了,等欧阳修上朝辞行的时候,皇帝挽留说:“别去同州了,留下来修《唐书》吧。”就这样,欧阳修做了翰林学士,开端参与修撰《新唐书》。当时,宋祁已开始了修撰。宋祁(998-1061年),字子京,为雍丘(今民权县双塔)人。著名文学家、史学家、词人。宋祁与兄长宋庠并有文名,时称“二宋”“双状元”之称。诗词语言工丽,因《玉楼春》词中有“红杏枝头春意闹”句,世称“红杏尚书”。作为一位史官,欧阳修把灵通的文笔用于修史,分外得心应手。为了避免体例不一,欧阳修负责兼顾全稿。当时北宋文坛古文发展得有点过分,有人很乐意写古文以吸引眼球。可是假如不足够的禀赋,文章往往会被写得生僻难懂,看着唬人,实在没什么实际内容,更谈不上艺术价值。宋祁就总喜欢用些冷僻的字眼。从年纪、资格上说,宋祁比欧阳修“老”一点儿,欧阳修有点不便说他,只好委婉地讽劝。一天早上,欧阳修在唐书局的门上写下8个字:“宵寐非祯,札闼洪休。”宋祁来了,打量了半天,终于悟出了是什么意思,笑说:“这不就是一句俗话‘夜梦不详,题门大吉’嘛,至于写成这样吗?”欧阳修笑道:“我是在模拟您修《唐书》的笔法呢。你写的列传,把‘风驰电掣’这句大口语,都写成‘震霆无暇掩聪’了。”宋祁听了,明确欧阳修的意思,不禁有点儿酡颜,当前写文章也平易起来了。《新唐书》列传部分由宋祁撰,文字简古;欧阳修所撰本纪、表、志部分则比较通畅,两者风格不同。据高似孙《纬略》卷十二记载,当时曾要求欧阳修润饰全书,统一文笔。欧阳修推尊宋祁,说:“宋公于我前辈人,所见不同,讵能尽如已意。”竟不易一字。

林语堂先生《苏东坡传》中有多处提到了张方平。传记中记叙苏轼父子三人赴京赶考,第一次提到张方平,有这样的描述:“他们(指苏洵、苏轼、苏辙)先要到省会成都,拜谒大官张方平,后来张方平对苏东坡几乎如同严父。”张方平(1006-1091年),北宋宋城(今睢阳区)人,在益州(今四川成都)任知州时,很注意访求人才,访得志行修谨、博学多才“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的眉山处士苏洵(苏轼、苏辙之父),并向朝廷举荐。至和二年( 1055) ,苏洵带着苏轼到成都拜谒张方平,张方平特令侍从专为苏洵设一张座椅,此座以后不能再招待其他宾客。嘉祐元年(1056年),苏洵带着苏轼、苏辙再次到成都拜会张方平。张方平对三苏甚为看重,以国士之礼相待。当年礼部开封贡举,张方平力劝苏洵父子进京应试。苏洵父子赴京之前,张方平出六道文题,考校苏轼兄弟临场应变能力,并写信向朝中大臣欧阳修推荐,为苏轼兄弟进士及弟、名动京师创造了条件。由于张方平的推荐,苏洵带着二子到京城后,受到欧阳修等人的热情接待和大力帮助。欧阳修把苏洵及时介绍给朝廷重臣枢密使韩琦、宰相富弼、文彦博等人,苏洵以一介布衣身份成为京城达官显宦的座上客。此时,苏轼兄弟则积极备考。嘉祐元年( 1056年) 九月,二苏顺利通过举人考试。次年正月,在以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欧阳修为主考官,以国子监直讲梅圣俞为参详官的礼部试中,苏轼兄弟双双脱颖而出,一举成名。之后,名不见经传的“三苏”能够成为唐宋八大家的“三苏”,张方平与欧阳修实在是功不可没。张方平《乐全集》卷四有《酬欧阳舍人寄题醉翁亭诗》,以唱和欧阳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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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与商丘的情缘
2017-12-29 10:53   马学庆   商丘网—商丘日报   我要评论 

欧阳修任职商丘期间,与“睢阳五老”颇有交集,为“睢阳五老图”奉和题跋。此间,他以知己、同道、门生、故吏、知府、诗友的多重身份,与五老之一的杜衍往复唱和并结集。欧、杜南都唱和以及欧阳修对“五老会”的支持与宣传,都成为宋代南都文学崛起的标志性事件。

中学教材里的《卖油翁》《醉翁亭记》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文章,作者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宋代欧阳修。与欧阳修有关的还有其母亲为“中国四大贤母”之一,有“画荻教子”的故事,从而使欧阳修成为一代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的一生与商丘情缘颇深,教其走向成功人生的老母亲就是欧阳修在商丘任职时在古城去世的,并且他与商丘诸多名儒仕宦交情颇深。让我们穿越历史的时空隧道,去探寻欧阳修与商丘那些鲜为人知的事迹。

任应天知府被誉“照天蜡烛”

尽孝心接贤母居睢阳古城

庆历三年(1043年),北宋朝廷开始一场改革,史称“庆历新政”,范仲淹、富弼、韩琦同时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官。以范仲淹为主的改革派提出十项新政改革主张,欧阳修是坚定的支持者。宋仁宗采纳了大部分意见。由于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阻挠。庆历五年(1045年)初,欧阳修与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各项改革也被废止,新政彻底失败。欧阳修被贬后先后任职滁州、扬州、颍州、应天府。

皇祐二年(1050年)七月丙戌,时年44岁的欧阳修从颍州改知应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己酉,至府。十月己未,明堂覃恩,转吏部侍郎加轻车都尉。”(《庐陵欧阳文忠公年谱》)即是朝廷是年7月7日下文,欧阳修7月24日到任应天府知府,10月任上又受到朝廷加封。宋代留守分为两种类型,即京城和行宫留守,设置于东京、西京、南京、北京、建康府和临安府,具有完整的组织机构,包括官署、分司机构以及僚佐系统。商丘当时称南京,“南京留守司的分司机构为南京留守司御史台;南京留守的僚佐包括南京留守推官、南京留守判官。”“南京留守和北京留守具有参与官员的选任和管理、迎送官员、管理军事事务、水利事务等职能。”(孙婧婍《宋代留守制度研究》)刘攽有《送欧阳永叔留守南都》诗,以渊博的学识与古雅的语汇描述了欧阳修赴南都时的排场以及南都的政治文化历史状况:“白水帝旧里,大火天明堂。王都异丰镐,原庙崇高光。毕命继三后,商邑正四方。保厘自古贵,佥曰朝论昌。前旌鸟隼斿,左佩麒麟章。阨途乱铙吹,先路交壶浆。风物盛山东,令人忆游梁。缅然严邹徒,赋笔尝慨慷。废池扫清冷,旧苑开荒凉。终留相如坐,一伴凫雁翔。”

欧阳修任应天府知府兼职南京留守司事,任上如何做事及政绩如何,这可从其皇祐二年所奏《南京谢上表》窥见一斑:“伏蒙圣恩,就差臣知应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臣已于今月二十四日赴上讫者。守宫钥之谨严,敢忘夙夜?布政条之纤悉,上副忧勤。寄任非堪,兢营并集。……念报效之未申,敢不竭忠而尽瘁;因风波之可畏,则思远去以深藏。迨此六年,外更三守。学偷安而杜口,负素志以愧心。”更有其子欧阳发在《先公事迹》中对父亲履政商丘的记载:“南京素号要会,宾客往来无虚日,一失迎候,则议论锋起。先公在南京,虽贵臣权要,过者待之如一。由是造为语言,达于朝廷。时陈丞相升之安抚京东,因令审察是非,陈公阴访民间,得俚语谓公为‘照天蜡烛’。还而奏之。”可见,欧阳修在南京任上政务、俗务、人事十分繁忙。“照天蜡烛”是宋代民间对严明廉政的官吏的美称。当时商丘的老百姓赞誉欧阳修为“照天蜡烛”,足见欧阳修在此任职夙夜在公、忧勤为民、竭忠尽瘁,施政是卓有成效的,赢得了民心和口碑。

司南京留守结交“睢阳五老”

识杜衍抒诗情与南都唱和

欧阳修任职商丘期间,与“睢阳五老”颇有交集,为“睢阳五老图”奉和题跋。此间,他以知己、同道、门生、故吏、知府、诗友的多重身份,与五老之一的杜衍往复唱和并结集。欧杜南都唱和以及欧阳修对“五老会”的支持与宣传,都成为宋代南都文学崛起的标志性事件。

宋真宗时,因感念宋州为太祖龙潜之地,升宋州为应天府,升南京,作为宋朝陪都。王仲旉《南都赋》铺叙了南都在宋初创建的原因与过程:“夫大宋之开基也,肇自商丘,大启土宇。创洪图而遗亿代,一帝统而超邃古。”当时,朝中重臣杜衍、王涣、毕世长、冯平、朱贯,辞官后寓居南京睢阳古城(今商丘市睢阳区)颐养天年,经常晏集赋诗,时称“睢阳五老会”。在五老会中,杜衍虽然年纪最小,却因在庆历中曾居相位而被视为五老会的中心人物。

欧阳修对“睢阳五老”尊崇有加,对“五老会”的文学活动给予大力支持。皇祐二年(1050年)七月,他到南都任职不久,就为五老举办“庆老公宴”。时为南京留守推官的苏颂记载:“某顷为南都从事,值故相杜公与王宾客焕、毕大卿世长、朱兵部贯、冯郎中平同时退居府中,作‘五老会’。一日大尹庐陵欧阳公作庆老公宴,而王、毕二公以病不赴,中座亦只四人,某时与诸僚同与席末。”(吕祖谦《宋文鉴》卷十)欧阳修借阅了五老会唱和诗并写《借观五老诗次韵为谢》:“脱遗轩冕就安闲,笑傲丘园纵倒冠。白发忧民虽种种,丹心许国尚桓桓。冥鸿得路髙难慕,松老无风韵自寒。闻说优游多倡和,新篇何惜尽传看。”由此可知欧阳修是五老会唱和诗的最早阅读者和宣传者,五老会活动及唱和诗因为有了他的支持、追和与盛赞而流播四方。

在应天府不到两年时间,欧阳修常常拜谒杜衍,并与杜衍屡有诗歌唱和。杜衍去世后,欧阳修编辑二人“南都时唱和诗为一卷”以示纪念。欧、杜南都唱和诗一卷的具体情况如何,已经不得而知。目前可见的是《居士集》卷十二《纪德陈情上致政太傅杜相公二首》下注:“一云《与丞相太傅杜公唱和一十二首》,自此而下。”欧阳修少年时期,杜衍就已经是他的榜样了。庆历八年(1048年)二月欧阳修到扬州任上,写信给杜衍、韩琦,决心效法他们,做一个勤政爱民的知州,《与杜正献公》其一写得尤其情真意切:“某时尚未登公之门,然始闻公之盛德矣,因窃叹慕不已。”杜衍曾多次向欧阳修索读聚星堂诗,并对其咏雪“白战体”给予很高评价:“祁公耆德硕望,欧公为文章宗师,祁公礼所宜厚,然前辈此风,类多有之。所可叹息者,后来无继耳。”杜衍的诗歌应该是对欧阳修“禁体物语”创作的最早评价(吕肖奂《欧阳修与杜衍的南都唱和析论》)。欧阳修对杜衍如此高度的评价十分感激乃至惶恐,因为在此之前这位年长欧阳修三十岁的师长与上司,重视的是欧阳修的政事吏治才能,而很少关注欧阳修的诗歌创作。欧阳修南都唱和十二首诗中,《太傅杜相公索聚星堂诗谨成》《和太傅杜相公宠示之作》两首可能就是酬答此二诗的。在欧阳修的谦卑中,是对知音杜衍的无比崇敬。长辈的赏识与晚辈的谦逊是欧、杜南都唱和互动的基础。

在南都睢阳城,欧阳修对杜衍这位长辈、导师、诗友兼知己等身份特殊的“治下之民”,不仅“岁时率僚属候问起居”(《跋杜祁公书》),而且举办“庆老公宴”以示尊崇。欧阳修拜谒杜衍时,常常会在仪仗簇拥下浩浩荡荡光临杜府,这种炫耀式的排场是为了显示对杜衍的尊敬,也是为了以门生的成就加强导师的荣光,所谓“里门每入从千骑,宾主俱荣道路光”。欧阳修有着普通官僚对荣宠的世俗看法,譬如杜衍退居南都期间,仁宗祀明堂,多次诏请他入京陪祭,欧阳修认为这是莫大的荣誉,但杜衍却因疾病而辞行,欧阳修诗云:“驿骑频来急诏随,都人相与窃嗟咨。自非峻节终无改,安得清衷久益思。前席盖将求谠议,在庭非为乏陪祠。尊贤优老朝家美,他日安车召未迟。”他在《太子太师致仕杜祁公墓志铭》的序与铭中也提到此事:“天子祀明堂,遣使者召公陪祠,将有所问,以疾不至,而岁时存问,劳赐不绝。……奕奕明堂,万邦从祀。岂无臣工,为予执法。何以召之,惟公旧德。公不能来,予其往锡。”这是他“千骑拥高牙”拜谒杜衍的心理依据。杜衍作为欧阳修的“治下之民”,曾作“喜雨”诗(今不存)盛赞欧阳修的为政有方,欧阳修《依韵和杜相公喜雨之什》云:“岁时丰俭若循环,天幸非由拙政然。一雨虽知为美泽,三登犹未补凶年”,且自注:“京东累岁不熟”,表现出一个知府谦逊且忧民的情怀。

和虞城王氏共编《崇文总目》

会老堂会赵公谈莫逆之交

在清光绪二十一年《虞城县志·艺文志》中,载有欧阳修的一篇志铭《尚书户部侍郎参知政事赠仆射文安王公墓志铭》和两首诗歌《会老堂会赵公》《叔平少师去后会老堂独坐偶成》,分别是写给虞城人王尧臣和赵概的,记载了他和商丘的另一份情缘。

欧阳修曾与王尧臣共同编修《崇文总目》。王尧臣(1003-1058年),字伯庸。应天府虞城(今商丘市虞城县)人。北宋大臣、文学家、书法家。天圣五年(1027年),王尧臣状元及第。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参知政事。王尧臣精于目录学,景祐六年(1034年),他和王洙、欧阳修应诏编纂《崇文总目》。他们是怎样进入《崇文总目》的编纂班子的呢?据宋代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十一引宋·罗畸《蓬山志》说:“景佑初元,诏群儒即书府尽启先帝所藏,校正条目,翰林学士王尧臣、史馆检讨王诛、馆阁校勘欧阳修等,咸被其选”。由此可见,他们两人是三馆官员中应选参加《崇文总目》的编纂的。自此,在一起共事修目,结下了深情厚谊。书成共六十六卷,该目按四部分类,收书30669卷。在王尧臣去世后,欧阳修为他撰写了墓志铭,赞曰:“公为人纯质,虽贵显不忘俭约。与其弟纯臣相友爱,世称孝悌者言王氏。遇人一以诚意,无所矫饰,善知人,多所称,荐士为时名臣者甚众。”

欧阳修与赵概可谓是“不打不相识”。 赵概,字叔平,官拜观文殿学士,赠太子太师,谥康靖。欧阳修曾与赵概同在馆阁任职,而且一起修起居注。赵概性情敦厚持重,沉默寡言,欧阳修很看不起他。等到欧阳修任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令)之职后,以赵概没有文采为理由,把其贬官为天章阁待制。赵概清静淡泊,并没有把这当回事儿。后来欧阳修的外甥女与人淫乱,忌恨欧阳修的人借题发挥,以此事来诬蔑欧阳修。皇上非常震怒,没有人敢为欧阳修说话。这时,只有赵概为欧阳修上书,说:“欧阳修因文才出众才成为皇上的近臣,皇上不能随便听信谗言,轻易诬蔑他。我与欧阳修来往很少,他对我也不太好,但我关心的是朝廷的大体啊!”有人问赵概说:“你不是与欧阳修之间有怨恨吗?”赵概说:“以私废公,我不能做这种事。”赵概上书为欧阳修说话,皇上很不高兴,欧阳修仍旧被贬官滁州。赵概后来执掌苏州,后辞官守丧,守丧期满后,被授职翰林学士,他再次上书,要求先为欧阳修恢复官职。虽然赵概的请求没有被朝廷采纳,但当时的人们都非常赞赏赵概宽厚大度、以公为重、不计私怨的品行。欧阳修也知道了赵概原来是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对其非常佩服,两人从此成为莫逆之交。

北宋熙宁四年(1072年),欧阳修以太子少师、观文殿学士致仕,退居颍州,寓西湖六一堂。翌年四月,前副相赵概以八十高龄自南京(今商丘市)来访欧阳修。赵概在朝中和欧阳修约定,告老还乡后互访,这次来访是践约之行。欧阳修就将六一堂西侧的会客室加以整修,作为接待赵概的场所。时任颍州知州吕公著也前来看望。欧、赵、吕三人会于此堂,饮酒,赋诗,吕公著有感于二老相会为此堂题匾额日:“会老堂”。欧阳修即席赋诗《会老堂会赵公》:“古来交道愧难终,此会今时岂易逢。出处三秋俱白首,凋零万木见青松。公能不远来千里,我病犹堪釂一钟。已胜山阴空兴尽,且留归驾为从容。”又特作《会老堂致语》盛赞赵概的来访“遂令颍水之滨,复见德星之聚。里闾拭目,觉陋巷以生光;风义耸闻,为一时之盛事,敢陈口号,上赞清欢:‘欲知盛集继荀陈,请看当筵主与宾。金马玉堂三学士,清风明月两闲人。红芳已尽莺犹啭,青杏初尝酒正醇。美景难并良会少,乘欢举白莫辞频’。”赵概去后,欧阳修独坐会老堂,怅然若失,作《叔平少师去后会老堂独坐偶成》云:“积雨荒庭遍绿苔,西堂潇洒为谁开,爱酒少师花落去,弹琴道士月明来。鸡啼日午衡门静,鹤唳风清书梦回。野老但欣南亩伴,岂知名籍在蓬莱。”表达了对赵概的怀念深情。

携“红杏尚书”同纂《新唐书》

联方平荐“三苏”成千古佳话

欧阳修与商丘的宋祁还有一段趣话。北宋至和元年(1054年)八月,在京为官的欧阳修,又遭诬告被贬。命令刚下达,仁宗皇帝就懊悔了,等欧阳修上朝辞行的时候,皇帝挽留说:“别去同州了,留下来修《唐书》吧。”就这样,欧阳修做了翰林学士,开端参与修撰《新唐书》。当时,宋祁已开始了修撰。宋祁(998-1061年),字子京,为雍丘(今民权县双塔)人。著名文学家、史学家、词人。宋祁与兄长宋庠并有文名,时称“二宋”“双状元”之称。诗词语言工丽,因《玉楼春》词中有“红杏枝头春意闹”句,世称“红杏尚书”。作为一位史官,欧阳修把灵通的文笔用于修史,分外得心应手。为了避免体例不一,欧阳修负责兼顾全稿。当时北宋文坛古文发展得有点过分,有人很乐意写古文以吸引眼球。可是假如不足够的禀赋,文章往往会被写得生僻难懂,看着唬人,实在没什么实际内容,更谈不上艺术价值。宋祁就总喜欢用些冷僻的字眼。从年纪、资格上说,宋祁比欧阳修“老”一点儿,欧阳修有点不便说他,只好委婉地讽劝。一天早上,欧阳修在唐书局的门上写下8个字:“宵寐非祯,札闼洪休。”宋祁来了,打量了半天,终于悟出了是什么意思,笑说:“这不就是一句俗话‘夜梦不详,题门大吉’嘛,至于写成这样吗?”欧阳修笑道:“我是在模拟您修《唐书》的笔法呢。你写的列传,把‘风驰电掣’这句大口语,都写成‘震霆无暇掩聪’了。”宋祁听了,明确欧阳修的意思,不禁有点儿酡颜,当前写文章也平易起来了。《新唐书》列传部分由宋祁撰,文字简古;欧阳修所撰本纪、表、志部分则比较通畅,两者风格不同。据高似孙《纬略》卷十二记载,当时曾要求欧阳修润饰全书,统一文笔。欧阳修推尊宋祁,说:“宋公于我前辈人,所见不同,讵能尽如已意。”竟不易一字。

林语堂先生《苏东坡传》中有多处提到了张方平。传记中记叙苏轼父子三人赴京赶考,第一次提到张方平,有这样的描述:“他们(指苏洵、苏轼、苏辙)先要到省会成都,拜谒大官张方平,后来张方平对苏东坡几乎如同严父。”张方平(1006-1091年),北宋宋城(今睢阳区)人,在益州(今四川成都)任知州时,很注意访求人才,访得志行修谨、博学多才“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的眉山处士苏洵(苏轼、苏辙之父),并向朝廷举荐。至和二年( 1055) ,苏洵带着苏轼到成都拜谒张方平,张方平特令侍从专为苏洵设一张座椅,此座以后不能再招待其他宾客。嘉祐元年(1056年),苏洵带着苏轼、苏辙再次到成都拜会张方平。张方平对三苏甚为看重,以国士之礼相待。当年礼部开封贡举,张方平力劝苏洵父子进京应试。苏洵父子赴京之前,张方平出六道文题,考校苏轼兄弟临场应变能力,并写信向朝中大臣欧阳修推荐,为苏轼兄弟进士及弟、名动京师创造了条件。由于张方平的推荐,苏洵带着二子到京城后,受到欧阳修等人的热情接待和大力帮助。欧阳修把苏洵及时介绍给朝廷重臣枢密使韩琦、宰相富弼、文彦博等人,苏洵以一介布衣身份成为京城达官显宦的座上客。此时,苏轼兄弟则积极备考。嘉祐元年( 1056年) 九月,二苏顺利通过举人考试。次年正月,在以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欧阳修为主考官,以国子监直讲梅圣俞为参详官的礼部试中,苏轼兄弟双双脱颖而出,一举成名。之后,名不见经传的“三苏”能够成为唐宋八大家的“三苏”,张方平与欧阳修实在是功不可没。张方平《乐全集》卷四有《酬欧阳舍人寄题醉翁亭诗》,以唱和欧阳修。

责任编辑: 田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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